*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资料图】

南方是一种不确定的复杂气息，许多渺小的个体在这里叙述自己视线内的真实（蔡小川｜摄）

在连续两天的暴雨间隙打开窗，可以立即遇见一个北方的“南方”。雾气、潮湿、黏，书页一合上就卷成一排波浪，猫粮疲软得咬不出嘎嘣的脆响。云压着楼顶，一切都被揉成灰扑扑的一团，只有植物的绿变得更浓了，闪着光。

我们开始经历越来越多南方经验扑面而来的时刻，它由台风送来，由持续异常的高温带来。另外一些时候，它是“背着手，在亚热带的酒馆，门前吹风，晚了就坐下，看柔和的闪电”（《路边野餐》），是跟着《宇宙探索编辑部》到西南腹地寻找外星人的踪迹，是在看完《狂飙》后想吃一碗猪脚面……作为意象、景观、空间和抒情性的“南方”，在文学、影视、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中被反复地征用，直至这两年里正在形成一种能够辨认的文化现象。

在这当中，我们头脑中固有的“南方”，和重新觉知到的“南方”不断地发生碰撞——南方正在被重新讲述。

荔湾老街附近，总有新与旧的同框，嘈杂的、突兀的、充满活力又伤感的（张雷｜摄）

于是，我们向南出发，寻找这南方文化浪潮中的一些个体，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的写作者林棹、林白、朱山坡、林森、彭建斌，以及导演饶晓志和编剧王一通。他们的故事如何长成，又欲指向何处？他们在用何种姿态，什么声音讲述？他们和从前的讲述者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想要更加切近地认识他们笔下、镜头里的“南方”。我们在采访中意识到，如同东北写作群体的被关注，当下对于南方文化元素的凸显与讨论，同样是在一种强烈的地方认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地方空间、地方历史被年轻一代重新赋予意义，在它背后，是这个时代人们对于复杂的身份认同的寻找。

我们虽选择跟随创作者前往这些省地，却并非是在标注地理意义上的南方——“南方”并非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如评论家李敬泽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所说：“南方是在复杂的相对性空间关系中被不断重新发现、发明和指认、建构的。这样的南方甚至超出了地理边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南方是流动的南方，是不断重构的文化和知觉构造，是不断被勘探、被创造的南方。”“对于南方的再发现和再想象，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对我们自己的再发现、再想象。”

记者｜孙若茜

三联生活周刊：近两年，我们观察到南方元素在文学、影视以及音乐领域被大量地使用、凸显。在你看来，它成为一种值得讨论的文化现象了吗？

李敬泽：作为意象、景观、空间和抒情性的“南方”，不仅在文学中，在影视、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中，被大规模征用，这确实是这两年里能够清晰辨认出来的一个现象。我前天看《长安三万里》，在商场随便吃点东西，就看到有个店专卖猪脚面，当然就想起了《狂飙》。由于《狂飙》，猪脚面成为一个南方意象。还有电视剧《隐秘的角落》和最近的《欢颜》，都是对南方的凝视，凝视南方的风俗、经验、场景乃至地方性的历史脉络。如果我们在一个南北结构里观察当代中国文化，那么南方在主流的、大众的想象和感知中如此引人注目地显影，这的确是一个新的重要现象。

《狂飙》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一旦开始讨论南方，总会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南方在哪儿？南方永远是相对北方而言的，但如何划定、聚焦？

李敬泽：有些事习惯成自然，以至于意识不到它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比如从《禹贡》开始，从华夏文明早期开始，中国人的空间结构就是东西南北中，这和世界其他文明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地理结构，也是历史、文化结构——也是知觉和心理结构。在天下之中的北京，家里挂个画都说，东边高一点、西边低一点。说句开玩笑的话，中国人发明指南针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东南西北，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会心慌。

但是，这种东南西北的空间结构在历史过程中也是不断变化的，涉及文明的地理空间的扩展，也涉及经济文化的消长变化。的确，南与北是相对的，春秋战国时南方基本在河南南部、湖北、安徽、江苏一线，浙江都是南方之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不同。楚辞里是满天满地的植物，繁茂密集，一读就能感觉到这是亚热带地区；读《诗经》，那就是疏朗开敞。南与北、东与西的问题，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中国艺术史和美学精神史的一个基本结构，这个结构是动态的，至今还在变化。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不断地互动生长、相互推移，不仅打开新的地理空间，也打开新的文化空间，推动新的想象力和感受力的生成。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从春秋说到魏晋南北朝，说到近代，说到改革开放，南与北、东与西历经演变，到现在也依然是经济、文化上的一个结构性动力。总而言之，不能就南方谈南方，南方是在复杂的相对性空间关系中被不断重新发现、发明和指认、建构的，比如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黎紫书《流俗地》那样的书写是不是广义上的南方写作？我觉得是。这样的南方甚至超出了地理边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南方是流动的南方，是不断重构的文化和知觉构造，是不断被勘探、被创造的南方。从历史上看，这种南方的再发现、再建构曾经多次起过非常重要的、革命性的文化作用。

《隐秘的角落》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现在“南方”在文化中成为一个问题？

李敬泽：通常我们会把中华民族的发展理解为线性的时间过程，我觉得我们不妨也把它看作一个复杂的空间演化过程，空间不仅是一个摆在那里的自然地理构造，它也是大规模人类活动的结果，被人的活动和观念、想象力所塑造。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巨变，也体现在国土空间的重构，包括地理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空间重构。现在我们讲粤港澳大湾区，这仅仅是区域名称的变化吗？当然不是，它是对一个新空间的规划和想象。新空间出现，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自己所生息的空间的重新认识，重新发现，意味着新的知觉结构和想象力、行动力。从附近、在地，到远方，到总体性的中国和中国文化，都会由此生产出新的意识和新的感觉。

在这种东南西北大规模的空间重构中，一切都被连接起来，都加入了感觉和经验的交换洪流。山河永在，但空间关系变了，人在空间中的相对感觉变了。所谓“相对感觉”特别简单，就是过去你要从北京去一趟江门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儿，现在三个小时你就到了。在这个过程中，空间已经高度折叠和压缩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空间意识的改变带来了什么？

李敬泽：这个折叠的空间被各种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重新赋予意义，比如我们单拎出一条因素——旅游，这个因素不大。但你想想这是多么特殊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40年前不能想象的。无数中国人穿越着地理空间，仅仅为了经验和体验的交换，文旅局长很忙啊，每一个地理空间都努力投入到交换中去，这是文化的交换、风景的交换、想象的交换、影像图像的交换。它一定会带来风景的商业化和想象的平均化，但同时，当一个地方作为一个自我表现的主体时，它也一定会带来地方性因素的复苏、觉醒，人们会发现乃至发明创造这个地方性。

其实不仅是南方，现在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就是一种强烈的地方文化认同，地方空间被历史化，被重新赋予意义。这当然同时也表明，地方或者故乡，以及与地方和故乡相联系的特殊经验，正在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复杂的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来自哪里、我属于哪里、我何以是我。所以，地方性的文化表达常常会伴以回望的、怀旧的、乡愁的抒情基调。比如以东北为背景的小说和影视。

人们担心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会不会带来地方性的泯灭？当然有这个问题，比如标准化的现代化想象使城市景观趋同，但另外一方面，风景的流通交换、地理空间的折叠压缩，可能会驱动人们自觉地打开一个地方独特的文化空间。在我们这个时代，和以往不同的是，过去的地方性是在地理条件和人类经验的交互作用中自然地积累形成的，现在的地方性一定是在一种总体性意识和图景中的地方性，是一种自觉的建构和创造，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冲动，它最终与其说是指向地方本身，不如说是为了进入更大的空间，参与总体性的流通和交换。

《路边野餐》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上一次，南方元素集中地进入到大众视野是在什么时候？和现在的南方文化现象有什么差别？

李敬泽：上一次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的南方文化浪潮，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港台文化浪潮，从流行歌曲到电影、电视剧都对市场条件下大众文化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是把港台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经验接受的，它是自带普遍性的异质经验，它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它指向时间，那是未来，是一代青年的远方——被时代所应许的空间。艾敬当时有一首歌，唱遍大江南北，“1997，快点到吧”。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真的去过香港，香港其实不是作为一个“地方”被认识和想象的，它是一个华丽的能指，但其实无具体所指，我们在其中置入我们自己的梦想。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南方会在这个时代被再发现、再创造？怎么理解所谓的重新发现？

李敬泽：现在，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南方，依然有着面向世界敞开的遥远或喧闹，但同时你会注意到，它又有了一种大地尽头的寂静自省。山西一个作家孙频，才华横溢，她移居广东，写了一本书，叫《海边魔术师》，你会发现，在那本书里，人们停留在海边，或者说，让自己悬停在一个遥远而寂静的地方。也就是说，南方在当代文化中正经历着一种多义性的生长，它是前往，它是停住，它是开放，它是自省，它在当代想象中曾经是未来，现在它也正在寻找和捡拾自己的过去。

《航拍中国》剧照

像五条人的音乐，是对广州的、珠三角的地方性的重述，过去二三十年难以名状的经验化为声音，是混杂的、嘈杂的、突兀的、充满活力的又是伤感的，在这里，一种城中村的地方性有力地切入了普遍的、整体的知觉结构。再比如林棹的《潮汐图》，从广东独特的前近代经验出发，构造一种语言、想象、知觉的奇观，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地方性想象。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地方性注定是一种“世界的地方”，注定包含着离开和前往、在和不在，注定要内化为自我的身份和体验问题，地方是风景，按柄谷行人的说法，风景是主体的投射，风景包含着精神和意识的“内面”。

这种地方性的发现和表达，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潮流，你刷刷抖音就知道，无数中国人在这广袤国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在自我表达，这种表达中，我和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互为表里的。我认为这是伟大的文化运动，是人民对“吾土吾民”的大规模浏览、辨认和领会，是在文化上塑造自己和自己的土地。传统中的地方性建构和表达主要是精英的，比如修县志，那是地方士绅的责任和权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草根和民众自己在展现地方性风景，表达地方性记忆。所谓的“新南方”恐怕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认识，在草根的、民众的经验激活之后，获得一种新的视野。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表达中，再发现和再创造的意义是什么？

李敬泽：比如五条人的歌，一方面是地方性的，另一方面是城乡接合部的，是杀马特的，它打开的这个混杂空间是对我们整体性经验的有力的扩展和命名。我刚才说，地方是世界的地方，地方更是中国的地方，这些年，思想界的热点是“何以中国”，在世界中确认中国的特性，“何以地方”必定汇聚为一种“何以中国”的新的自觉，这既是个人和群体身份意识的自觉，也是文化上的自觉。一个时代的创造力在于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的地方，在这种认识中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宽阔。

《路边野餐》剧照

回到新南方，以广东为例，我们原来有一个历史图景，1840年以前大门是关着的，但实际上广东地方性的历史经验要复杂得多，你看《潮汐图》，它在地方记忆里构建出的一个高度混杂的新的想象场域，包括岭南的、世界的、海洋的，激荡流转。广东在前现代直到近现代就是流散的出发地，改革开放以后，又成为无数人迁徙流散的目的地。这样一个迁徙的、流散的和奔向远方的经验，是南方经验，也是宽阔的中国经验中没有被充分表达的区域。对于南方的再发现和再想象，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对我们自己的再发现、再想象。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32期）

排版：孙孙Boy /审核：H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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